<正>摹玺印谱。西林释自彦朗若辑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刻钤印本，六册，开本高28.8厘米，宽18.0厘米，金镶玉装，原叶高25.5厘米。白口，四周单边。墨色版刷。双面钤印，每面二至六印，三行四列界格划分（间随释文长短而变化），取上印下注版式。卷一载孙有禄《图书府题辞》、凡例、《字原七辨》、印钮、《合用文籍品目》，卷末有明万历四十年陈王教跋。卷二至卷六载印、释文。
以《余绍宋日记》和民国《龙游县志》为线索，可清晰梳理余绍宋的修志思想与实践。其修志初心承自家学，确立“全部改撰”“规仿史裁”的主旨，继承并创新章学诚方志理念，构建一人总纂、团队协作的修志模式，通过制定采访章程、创设询问联单等保障质量，妥善化解修志中的各类冲突。耗时四年修成的民国《龙游县志》体例新颖、考订精严，获梁启超盛赞，成为近代方志编纂典范，也彰显出余绍宋深厚的方志学造诣与守护乡邦文献的担当。
《龙游县博物馆藏余绍宋用印群释证》一文梳理出现存印章原石作者24人，然而对照《余绍宋日记》尚有张寿丞、张樾丞、田鹿壶、杨志石、许百遒、厉良玉、钱瘦铁、黄宾虹、石匄、徐心泉、李尹桑、王廷扬、王应平、刘公伯14人印迹而原石无存。文章以此为中心，从印迹学与篆刻批评的角度对余绍宋用印群组进行补充研究，还原近代篆刻场域下余绍宋的批评立场、审美取舍与印学交流网络。
余绍宋是一位在诸多领域富有建树的学者和艺术家。他的生平颇有些矛盾之处：通晓法律，希望以法治经世，却又数度辞官，并于1928年彻底归隐；精于书画，作品畅销，却又不愿被视作“职业画家”。本文从余绍宋的法律思想、绘画观念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入手分析这些现象，讨论余绍宋士人思想中对礼法的坚守与艺术观念中对气韵的追求，探究其如何将艺术视作高尚品格的外化，进而形成一种关乎人格美学的统一价值判断。
<正>西泠印社藏清赵之琛（1781—1852）刻“画眉深浅入时无”白文印，系高维骞于西泠印社建社六十周年时所捐赠印章之一。印面2.7厘米×2.7厘米，印高5.9厘米。青田石。印面七字以竖式二二三排列，因“入”字笔画较少，故与“时”字合占一格，是清代印人常用的章法处理手段。印面布局虽平整无奇，但“深”与“浅”二字“三点水”的不同篆法，已足见作者用心“避复”的手段，成为印面的亮点。印文以汉白文缪篆为基础，白文线条精致细腻，不激不厉，一派平和简淡气象，实现了平中见奇的艺术效果。在短笔画的刀法处理上，明显有一些上尖下方的楔形线条，成为浙派篆刻的标志性创作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