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图谱到集古印谱——论金石学对印谱形成的影响
张学津;印谱是以印章为对象的专门谱录，早期的印谱与金石图谱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印谱的产生脱胎于金石图谱。明代金石学式微，但作为金石学重要分支的玺印研究，随着明代文人篆刻的兴起开始大盛。清代随着古玺印、封泥的大量出土和金石学的兴盛，金石学家进入印谱编辑领域，为古玺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十钟山房印举》等大规模原钤印谱的出现，使集古印谱的辑拓进入全盛时期。
西北边塞汉简中的印章、封泥及出土实物辑考
蔡副全;西北边塞出土的简牍涉及印章、封泥不下四百事，主要集中在文书简、封检及邮书刺之中。所见印章、封泥信息涵盖了河西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所辖都尉府等多层行政、军事管理机构；私印则显示出许多候长、燧长、戍卒的完整姓名；此外还包括一些朝官和其他郡县官吏往来河西的印章（封泥）。本文依托额济纳河流域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印章、封泥实物遗存，探讨了边塞印章的材质特征、形制规范、录文方式及封缄技术等细节，此为汉代边塞行政制度、文书运作及军事管理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链。
民国印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变迁（1912—1949）——以民国时期报刊中的印学文献为中心
张曙光;民国时期，印学研究受到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影响进入大发展阶段，其思维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印论框架逐渐摆脱传统模式，开始吸收现代学术理念，形成特有的“民国范式”学术路径，这种现象在民国各类报刊中显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爬梳民国时期报刊中的印学文献发现，印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已经发生转变，逻辑思维从“经验归纳”转向“系统分类”、从“类比表述”转向“因果推理”、从“模糊概念”转向“清晰界定”；分析思维方式从“整体直觉”到“要素分解”、从“崇古信古”到“比较分析”、从“主观评价”到“实证研究”的变迁。这种双重变革不仅反映了印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更是奠定了现代篆刻研究的理论基础，彰显了民国印学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
功能与阅读：文献文化视域下汉碑的物质性
李林晋;汉碑有作为“写本”被展示与作为“石本”被阅读的双重功用，碑高、地域与造价都是影响其展示与阅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实地访碑与文献分析相结合，整合六十通现存较完整的汉碑实物或整拓材料，结合《隶释》《隶续》的相关记载，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数据，发现汉碑随字数的增加有增高趋势，作为“文字载体”的“实用性”更强，较之后代碑刻的阅读障碍更小。从共时层面的地域上看，汉碑以苏鲁豫地区最为典型，数量最多，川渝地区汉碑总体高大，形制独特。现存实物及《隶释》《隶续》著录的碑阴所记造价不菲，可见汉人对这一仪式性的标志物十分重视。
朱墨灿然：知见清道光间钤拓印谱
杜志强;在乾嘉金石学复兴的高潮之下，印章边款的椎拓被引入印谱制作之中，边款的引入不仅丰富了印谱的传播内容，而且优化了印谱自身形式的审美构成。朱墨灿然的印谱形成，具有时代传承性，从乾嘉时期的零星偶然到道光时期的渐成风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积极实践者何元锡、坚定参与者张廷济等核心人物，而江南地区无疑是风气先行的中心区域。本文拟通过历数实物印谱，发掘、揭示和明确这一历史时期的印谱制作转变轨迹，以期为乾嘉道金石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冯健;基于对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考察,探讨全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与审美机制。六舟的画家身份和金石、书法等多方面学养,使其绘画具有金石大写意雏形,也使得他至少在1835年就已产生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全形拓入画使工艺美进入文人画家审美范畴,在意象、心象与意造等方面与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意趣相合,实现了"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拉长了赏画的时间轴,强化了时空记忆与历史场景感。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在于:"古意同求",古器物全形拓与大写意绘画在"古意"气质的追求上具有类似性;"异类同源",在金石气方面,全形拓与海派画家尤其是吴昌硕的金石大写意花鸟画同源同趣;"异格同调",传拓的工写风格需要绘画工写风格的相应配合,以求协调;"异材同构",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画法与钟鼎彝器全形拓入画有类似的构图原理。
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
戴家妙;本文以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同治元年（1962）壬戌、同治五年（1866）丙寅、同治八年（1869）己巳年间，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州、两度寄食黄岩的阶段性生涯作为研究主题，考证他当年的交游，知人论世，并力所能及地搜罗梳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书画印作品，揭示他在诗文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和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及其价值。
从永陵石刻看五代雕塑的写实性与世俗化倾向
叶莹;<正>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
论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1912—1949）
胡俊峰;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教育经历了"私塾传授"到"学校教育"的转变。篆刻作为一种传统技能,于20世纪初进入学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形式是以课外游艺的方式开设。20世纪30年代,篆刻课由课外研究会转变为大学设置专门篆刻课程。篆刻课程的开设,推动了篆刻教材的撰写。今天可见的民国篆刻著作,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篆刻教材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国时期篆刻课程的开设不仅为当时培养了篆刻人才,也为当代篆刻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实用的篆刻著述。梳理清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
吴昌硕印章的取法来源及其“金石气”初论
朱天曙;国仕堃;吴昌硕是近代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对于篆刻更是情有独钟，能够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对海内外的影响至深至远。本文通过对吴昌硕印章的分类整理，如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汉印、汉代书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元押、清人篆刻等，对其篆刻的取法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运用文献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吴昌硕“刀笔互见”的传统及“金石气”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论述，其思想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论书法的“文”“质”及美学内涵——以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例
黄婉佳;艺术作品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代表艺术品外在表现风格、形式的“文”与代表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的“质”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二者不可分割，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有其特殊的表现与美学含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经典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的“文饰美”与“质朴美”之具体表现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美学意义，探究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表现与美学特征，其中体现的中国书法之精神也与新时代下“文质兼美”的文艺观相契合。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亓鹤童;马春风;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兼论居延汉简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启示
颉江泊;本文以近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中入展的简牍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部分简牍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进行赏析,以期对当前简牍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当前简牍书法的创作提出相关建议。
传承再生:从敦煌艺术到敦煌数字艺术
白旭东;原生敦煌艺术在同数字化汇流的过程中,除了将原有的敦煌艺术通过数字化呈现,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敦煌数字艺术。敦煌数字艺术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原生敦煌艺术作为地缘艺术的历史背景,是原生敦煌艺术与数字艺术借助数字媒介碰撞与交流的成果。敦煌数字艺术既有原生敦煌艺术的审美旨趣,也适应数字时代的现实体验,更是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民族文化认同的优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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