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绍宋研究”专题导读
江兴祐;<正>余绍宋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在书法、绘画、法学、方志学、金石学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以往的研究重点关注他的书画成就，虽也涉及其他领域，但没有完全深入。此次组织的五篇文章，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研究视角和文献阐述方面提供新的见解。《余绍宋与西泠印社》一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认为余绍宋与西泠印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与四位创始人中的三位时常交往，曾与25位西泠印社社员有交流或交集。他创立的东皋雅集吸纳了14位西泠印社社员。不少社员赠印给他，他现存的自用印有不少即为西泠印社社员所刻，他也常常对自用印进行评点，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尽管如此，但他却不是西泠印社社员。
存迹示法——《余绍宋日记》自用印迹补遗及其篆刻批评
拙工司马;凌婧昀;《龙游县博物馆藏余绍宋用印群释证》一文梳理出现存印章原石作者24人，然而对照《余绍宋日记》尚有张寿丞、张樾丞、田鹿壶、杨志石、许百遒、厉良玉、钱瘦铁、黄宾虹、石匄、徐心泉、李尹桑、王廷扬、王应平、刘公伯14人印迹而原石无存。文章以此为中心，从印迹学与篆刻批评的角度对余绍宋用印群组进行补充研究，还原近代篆刻场域下余绍宋的批评立场、审美取舍与印学交流网络。
法度与气韵：论余绍宋士人思想与艺术品格之统一
王朴之;余绍宋是一位在诸多领域富有建树的学者和艺术家。他的生平颇有些矛盾之处：通晓法律，希望以法治经世，却又数度辞官，并于1928年彻底归隐；精于书画，作品畅销，却又不愿被视作“职业画家”。本文从余绍宋的法律思想、绘画观念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入手分析这些现象，讨论余绍宋士人思想中对礼法的坚守与艺术观念中对气韵的追求，探究其如何将艺术视作高尚品格的外化，进而形成一种关乎人格美学的统一价值判断。
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
戴家妙;本文以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同治元年（1962）壬戌、同治五年（1866）丙寅、同治八年（1869）己巳年间，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州、两度寄食黄岩的阶段性生涯作为研究主题，考证他当年的交游，知人论世，并力所能及地搜罗梳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书画印作品，揭示他在诗文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和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及其价值。
潘祖荫与吴大澂交游考
李军;<正>一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镛，小字凤笙，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祖籍安徽歙县。明万历、天启间，潘孟信（1557—1613）次子仲兰（号筠友）往来吴中，卜居苏州阊门外南濠，此后繁衍生息，生齿日繁，由商而仕，门庭日盛；清康乾以后，科名蝉联，烜赫一时，成为吴中望族。潘仲兰六世孙，
从永陵石刻看五代雕塑的写实性与世俗化倾向
叶莹;<正>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冯健;基于对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考察,探讨全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与审美机制。六舟的画家身份和金石、书法等多方面学养,使其绘画具有金石大写意雏形,也使得他至少在1835年就已产生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全形拓入画使工艺美进入文人画家审美范畴,在意象、心象与意造等方面与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意趣相合,实现了"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拉长了赏画的时间轴,强化了时空记忆与历史场景感。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在于:"古意同求",古器物全形拓与大写意绘画在"古意"气质的追求上具有类似性;"异类同源",在金石气方面,全形拓与海派画家尤其是吴昌硕的金石大写意花鸟画同源同趣;"异格同调",传拓的工写风格需要绘画工写风格的相应配合,以求协调;"异材同构",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画法与钟鼎彝器全形拓入画有类似的构图原理。
论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1912—1949）
胡俊峰;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教育经历了"私塾传授"到"学校教育"的转变。篆刻作为一种传统技能,于20世纪初进入学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形式是以课外游艺的方式开设。20世纪30年代,篆刻课由课外研究会转变为大学设置专门篆刻课程。篆刻课程的开设,推动了篆刻教材的撰写。今天可见的民国篆刻著作,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篆刻教材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国时期篆刻课程的开设不仅为当时培养了篆刻人才,也为当代篆刻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实用的篆刻著述。梳理清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
论书法的“文”“质”及美学内涵——以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例
黄婉佳;艺术作品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代表艺术品外在表现风格、形式的“文”与代表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的“质”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二者不可分割，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有其特殊的表现与美学含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经典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的“文饰美”与“质朴美”之具体表现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美学意义，探究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表现与美学特征，其中体现的中国书法之精神也与新时代下“文质兼美”的文艺观相契合。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亓鹤童;马春风;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兼论居延汉简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启示
颉江泊;本文以近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中入展的简牍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部分简牍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进行赏析,以期对当前简牍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当前简牍书法的创作提出相关建议。
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葛亮;<正>大盂鼎、大克鼎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1951年，盂、克二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大盂鼎、大克鼎的出土、流传情况，历来多有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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