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收藏印研究”专题导读——典籍收藏印研究的学术视野与当代价值
柳向春;<正>一枚小小的印章，何以在千年文脉中占据重要位置？许慎《说文解字》曰：“印，执政所持信也。”刘熙《释名》亦云：“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从实用层面看，印章是权力与归属的凭证；从文化层面看，它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签名。当藏印钤盖于古籍卷端或书画之上时，它不仅宣告了“我曾拥有”，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我曾见证”。细审印文立意，有的寄寓世代传家厚望，有的表达一时经眼的豁达，却都在艺术史上留下痕迹。古籍与书画上的鉴藏印，成为连接人、书、史的纽带，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密码的锁钥。
古籍鉴藏印印主考释略说
王若舟;古籍鉴藏印是考察古籍收藏情况的重要依据，同时又因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备受关注。由于种种原因，印主考释工作的缺失导致相关研究长期未得到有效开展。本文从回顾历史、阐述方法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体现古籍鉴藏印印主考释的价值意义，并通过举例说明印主考释之于印学史、书画鉴藏的助益作用。
清“大兴傅氏”金石交游与印学事迹钩沉
段成贵;傅以礼、傅栻父子作为晚清时期重要学者，在藏书、金石鉴藏、印谱编撰等方面成就卓著。二人常自署“大兴傅氏”，与赵之谦、魏锡曾、丁丙等当时重要的金石学者交游密切，形成以傅氏为中心的金石学术圈。傅氏二代富藏金石碑版、砖瓦拓本、印谱等，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中有关印谱之题跋，成为当时考订印谱版本、流传的重要文献。傅栻秉承家学，辑有《华延年室集印》《西泠六家印存》《二金蝶堂印谱》等重要印谱，影响深远。“大兴傅氏”之学术活动，体现了晚清金石学从文人雅玩向学术共同体转型的典型特征。
中国古籍藏书印分类的演进与突破
刘桂奇;作为古籍藏书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古籍藏书印的分类一直处于不断演进和优化之中。它以印文内容为起点与基础，逐渐结合古籍钤印产生的环节进行功能分类。其关键性的进展和突破，一是从藏书印谱系中析出“出版印”这一新的独立分支；二是初步促成古籍钤印分类体系的科学构建；三是确立一套体现古籍钤印独特性的专属名称或概念体系。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图书印信的深入研究，改进古籍钤印的体系结构，优化古籍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以唐寅典藏印为例试论古书画鉴定方法
赵华;古书画鉴定长期被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困扰，本文以唐寅书画及用印为例，展示一条可量化、可证伪的科学鉴定路径。研究从一枚“南京解元”印的设盲鉴定开始，运用节点位移矢量法量化印章差异，提取隐秘的“加密水印”特征摆脱量化、回到目视。通过大样本统计建立印鉴分期序列，揭示印章从崭新到残损的生命周期。进一步将印鉴分期与署款书法分期互证，归纳唐寅书风四期演变规律。以此为标准，鉴别出“王蜀系”“永夏系”“秋风系”“毅庵系”四个较有代表性的作伪体系。本文提出鉴定的六重境界，证明古书画鉴定并非玄学，而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还原历史真相的实证学科。
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
戴家妙;本文以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同治元年（1962）壬戌、同治五年（1866）丙寅、同治八年（1869）己巳年间，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州、两度寄食黄岩的阶段性生涯作为研究主题，考证他当年的交游，知人论世，并力所能及地搜罗梳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书画印作品，揭示他在诗文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和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及其价值。
吴昌硕印章的取法来源及其“金石气”初论
朱天曙;国仕堃;吴昌硕是近代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对于篆刻更是情有独钟，能够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对海内外的影响至深至远。本文通过对吴昌硕印章的分类整理，如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汉印、汉代书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元押、清人篆刻等，对其篆刻的取法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运用文献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吴昌硕“刀笔互见”的传统及“金石气”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论述，其思想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潘祖荫与吴大澂交游考
李军;<正>一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镛，小字凤笙，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祖籍安徽歙县。明万历、天启间，潘孟信（1557—1613）次子仲兰（号筠友）往来吴中，卜居苏州阊门外南濠，此后繁衍生息，生齿日繁，由商而仕，门庭日盛；清康乾以后，科名蝉联，烜赫一时，成为吴中望族。潘仲兰六世孙，
从永陵石刻看五代雕塑的写实性与世俗化倾向
叶莹;<正>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
论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1912—1949）
胡俊峰;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教育经历了"私塾传授"到"学校教育"的转变。篆刻作为一种传统技能,于20世纪初进入学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形式是以课外游艺的方式开设。20世纪30年代,篆刻课由课外研究会转变为大学设置专门篆刻课程。篆刻课程的开设,推动了篆刻教材的撰写。今天可见的民国篆刻著作,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篆刻教材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国时期篆刻课程的开设不仅为当时培养了篆刻人才,也为当代篆刻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实用的篆刻著述。梳理清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
论书法的“文”“质”及美学内涵——以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例
黄婉佳;艺术作品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代表艺术品外在表现风格、形式的“文”与代表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的“质”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二者不可分割，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有其特殊的表现与美学含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经典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的“文饰美”与“质朴美”之具体表现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美学意义，探究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表现与美学特征，其中体现的中国书法之精神也与新时代下“文质兼美”的文艺观相契合。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亓鹤童;马春风;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兼论居延汉简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启示
颉江泊;本文以近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中入展的简牍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部分简牍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进行赏析,以期对当前简牍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当前简牍书法的创作提出相关建议。
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葛亮;<正>大盂鼎、大克鼎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1951年，盂、克二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大盂鼎、大克鼎的出土、流传情况，历来多有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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