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印章研究”专题导读
冷东;<正>从大学期间初识篆刻印章，到有幸参加2018年“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对印章的认识不断加深。在从事广州十三行研究过程中遇到瓶颈难题时，得益于印章的启发和引领，我开始尝试从印章的角度进行研究，成功申报并完成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继而扩展到探讨印章在中国社会不同领域里的作用。本专辑收录的五篇文章，就是全国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部分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业印谱稽考
冷东;印谱是专业作坊或印学家汇集编印自身篆刻或者搜寻选定玺印编印成册，以书法、章法、刀法在印面上的完美结合，诠释这门篆刻艺术的风采，供人选购制作、研究、鉴赏和临摹的样本。中国传统公务印谱和文化印学印谱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唯有传统商业印谱领域还处于薄弱环节。近年来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业文书上遗存的丰富印章印迹，为整理中国传统商业印谱个案带来了素材，标志着广州十三行商业印信体系的成熟完整，反映了商业印信和西泠印学的密切关系，为商人提供了可师可法的范本，成为广州十三行暨中国商业印信赖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和见证。
中国近代条约玺印钤署探微
沈晓鸣;鸦片战争之后，东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微观视角考证条约之上印信钤署图案造型、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可以明晰印信钤署系国家权力符号性表征之性质功能，厘清印信钤署与国际法规的法理关联，亦可挖掘中外印信文化内涵及其交流互鉴意义，为中外印学研究提供新视野。
清代民国广东数学文献中的印章印迹
廖运章;清代民国时期广东数学文献中的印章印迹，常见的有题款之印、出版之印、流传之印、算家之印等四类，大致分布在数学书刊的封面、序跋、版权页、封底、内页等空白处。以印章印迹为线索，梳理并发现:先秦至清代的广东数学典籍（丛书按子目计），存书122种、存目51种，民国存书近50种、存目20余种、论文200余篇，内容主要涉及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与立体）、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特别是黄用诹、李华宗20世纪40年代前后在世界数学权威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年刊》，1884）、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美国数学杂志》，1878）等先后发表若干现代数学研究成果，尤为可贵。
从布达拉宫馆藏印信类文物窥探西藏商业印信符号的多元价值与历史脉络
阿央章态;本研究以布达拉宫馆藏文物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梳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印章、茶叶贸易票据、古茶遗存及相关商号文献，重点考察了姜氏古茶等川茶茶商的印章遗存。在此基础上，本文一方面对西藏私印在纸币上的使用情况及商业贸易场景中的应用实践展开分析，发现西藏私印的商业使用现象与西藏商业印章的萌生存在直接关联；另一方面，结合丝织品上留存的印迹，进一步佐证了西藏在与南亚贸易往来中，已能通过印章实现对南亚商标的识别与认同。同时，通过类型学分析与文献互证，本文揭示出传统印章在西藏商贸活动中兼具身份认证、防伪标识、货币信用担保的关键功能，进而彰显其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制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
戴家妙;本文以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同治元年（1962）壬戌、同治五年（1866）丙寅、同治八年（1869）己巳年间，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州、两度寄食黄岩的阶段性生涯作为研究主题，考证他当年的交游，知人论世，并力所能及地搜罗梳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书画印作品，揭示他在诗文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和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及其价值。
吴昌硕印章的取法来源及其“金石气”初论
朱天曙;国仕堃;吴昌硕是近代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对于篆刻更是情有独钟，能够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对海内外的影响至深至远。本文通过对吴昌硕印章的分类整理，如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汉印、汉代书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元押、清人篆刻等，对其篆刻的取法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运用文献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吴昌硕“刀笔互见”的传统及“金石气”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论述，其思想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潘祖荫与吴大澂交游考
李军;<正>一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镛，小字凤笙，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祖籍安徽歙县。明万历、天启间，潘孟信（1557—1613）次子仲兰（号筠友）往来吴中，卜居苏州阊门外南濠，此后繁衍生息，生齿日繁，由商而仕，门庭日盛；清康乾以后，科名蝉联，烜赫一时，成为吴中望族。潘仲兰六世孙，
从永陵石刻看五代雕塑的写实性与世俗化倾向
叶莹;<正>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
论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1912—1949）
胡俊峰;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教育经历了"私塾传授"到"学校教育"的转变。篆刻作为一种传统技能,于20世纪初进入学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形式是以课外游艺的方式开设。20世纪30年代,篆刻课由课外研究会转变为大学设置专门篆刻课程。篆刻课程的开设,推动了篆刻教材的撰写。今天可见的民国篆刻著作,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篆刻教材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国时期篆刻课程的开设不仅为当时培养了篆刻人才,也为当代篆刻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实用的篆刻著述。梳理清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
论书法的“文”“质”及美学内涵——以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例
黄婉佳;艺术作品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代表艺术品外在表现风格、形式的“文”与代表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的“质”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二者不可分割，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有其特殊的表现与美学含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经典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的“文饰美”与“质朴美”之具体表现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美学意义，探究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表现与美学特征，其中体现的中国书法之精神也与新时代下“文质兼美”的文艺观相契合。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亓鹤童;马春风;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兼论居延汉简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启示
颉江泊;本文以近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中入展的简牍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部分简牍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进行赏析,以期对当前简牍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当前简牍书法的创作提出相关建议。
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葛亮;<正>大盂鼎、大克鼎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1951年，盂、克二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大盂鼎、大克鼎的出土、流传情况，历来多有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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