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印研究”专题导读
孔品屛;<正>玉印以其材质的珍稀性与制作工艺的特殊性，形成了以端庄妍丽为主体的文字风格，成为历代印风中的经典类型。需要指出的是，“玉印风格”在狭义层面上主要指以汉代制作的“皇后之玺”“魏嫽”“武意”等为代表的印风范式。本专辑仍以汉代玉质玺印为核心议题，但聚焦于科学考古出土品上。徐州博物馆李银德研究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对全国范围内汉墓出土的300多枚玉质玺印按省份分区进行系统梳理，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基础性与便利性兼备的重要资料。
汉墓出土的玉质玺印
李银德;汉代印章材质丰富，其中玉印独具特色。玉印的材质广义上有玉、水晶、玛瑙、琥珀、绿松石、炭（煤）精等；玉材珍贵但琢磨繁难，自非一般平民所能使用。玉印的类别有官爵印、无字印、私印和吉语肖形印等；使用者的身份非贵即富，从帝后、诸侯王和王后、列侯和夫人、封君、宗室到官吏豪室等。玉印具有明器、私印、吉语厌胜、装饰、口琀等功能，玉官爵印和无字方印都属于随葬明器；无字方印的印面原来都有朱或墨书的印文，内容为墓主生前曾任的官职。玉官印明器是新发现的汉代丧葬玉器组合之一。
山东考古出土西汉玉印考述
刘海宇;秦汉时期，玉印在官印中等级最高。但在这一时期，私印也可以使用玉质，现存西汉玉质私印的数量较多。文章在梳理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汉玉印的基础上，从出土玉印的墓葬等级与年代、文字内容与印章性质、出土位置与处置方式等诸方面进行考察和总结。
澄城出土龙钮玉印之管见
朱棒;澄城九沟西周墓出土龙钮玉印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其性质为印章而非“器盖”。印面内容应当为“三龙一凤”而非“四神”，因其尺寸较大，不便于简牍文书封缄，可能用于抑盖封泥以封门或封存物品。对比其他商代铜印，并考虑到妇好墓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这类龙钮玉印在当时应属于高等级玺印。
辽宁省博物馆藏清代皇帝玉玺概述
张书慧;玉制玺印兼具征信功用与社会礼制内涵。在封建官印体系中，玉玺被确立为皇帝的专属权力象征，其材质选择与使用规范深刻体现着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内涵。本文概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世宗的谥宝、乾隆皇帝的年号玺与室名玺，及溥仪的玉质宝玺，可以一窥清代玉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演进，揭示其作为政治符号与文明记忆的双重特性。
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
戴家妙;本文以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同治元年（1962）壬戌、同治五年（1866）丙寅、同治八年（1869）己巳年间，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州、两度寄食黄岩的阶段性生涯作为研究主题，考证他当年的交游，知人论世，并力所能及地搜罗梳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书画印作品，揭示他在诗文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和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及其价值。
从永陵石刻看五代雕塑的写实性与世俗化倾向
叶莹;<正>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
论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1912—1949）
胡俊峰;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教育经历了"私塾传授"到"学校教育"的转变。篆刻作为一种传统技能,于20世纪初进入学校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形式是以课外游艺的方式开设。20世纪30年代,篆刻课由课外研究会转变为大学设置专门篆刻课程。篆刻课程的开设,推动了篆刻教材的撰写。今天可见的民国篆刻著作,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篆刻教材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国时期篆刻课程的开设不仅为当时培养了篆刻人才,也为当代篆刻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实用的篆刻著述。梳理清学校篆刻教育的发端,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
吴昌硕印章的取法来源及其“金石气”初论
朱天曙;国仕堃;吴昌硕是近代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对于篆刻更是情有独钟，能够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对海内外的影响至深至远。本文通过对吴昌硕印章的分类整理，如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汉印、汉代书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元押、清人篆刻等，对其篆刻的取法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运用文献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吴昌硕“刀笔互见”的传统及“金石气”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论述，其思想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冯健;基于对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考察,探讨全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与审美机制。六舟的画家身份和金石、书法等多方面学养,使其绘画具有金石大写意雏形,也使得他至少在1835年就已产生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全形拓入画使工艺美进入文人画家审美范畴,在意象、心象与意造等方面与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意趣相合,实现了"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拉长了赏画的时间轴,强化了时空记忆与历史场景感。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在于:"古意同求",古器物全形拓与大写意绘画在"古意"气质的追求上具有类似性;"异类同源",在金石气方面,全形拓与海派画家尤其是吴昌硕的金石大写意花鸟画同源同趣;"异格同调",传拓的工写风格需要绘画工写风格的相应配合,以求协调;"异材同构",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画法与钟鼎彝器全形拓入画有类似的构图原理。
论书法的“文”“质”及美学内涵——以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例
黄婉佳;艺术作品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代表艺术品外在表现风格、形式的“文”与代表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的“质”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二者不可分割，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有其特殊的表现与美学含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经典的行书作品《祭侄文稿》的“文饰美”与“质朴美”之具体表现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美学意义，探究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表现与美学特征，其中体现的中国书法之精神也与新时代下“文质兼美”的文艺观相契合。
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综述
亓鹤童;马春风;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金石目录"则是对于金石文献的分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关于近20年金石目录的编纂与研究多围绕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家对金石目录的编纂成就、金石目录的校注等主题。对近20年金石目录的文献进行搜集与爬梳,不仅是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研究,来审视有关金石目录学的编纂与缺失,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方向。
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兼论居延汉简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启示
颉江泊;本文以近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中入展的简牍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简牍书法取法之维与创作之弊,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部分简牍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进行赏析,以期对当前简牍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当前简牍书法的创作提出相关建议。
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
葛亮;<正>大盂鼎、大克鼎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1951年，盂、克二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大盂鼎、大克鼎的出土、流传情况，历来多有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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